85年前申城的民众音乐大会，唱响了同仇敌忾的抗日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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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继侵占中国东北后蚕食华北，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日中亲善”“共存共荣” 殖民思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为达到“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目的”，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在国统区，为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围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者将抗日、反帝、救亡、革命等交织在一起，推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使音乐在民族危急时刻发挥最大的社会功能。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群众性、全民性的爱国歌咏运动，是左翼音乐发展到一定程度，同音乐界其他爱国力量及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左翼音乐家创作出大量能够反映群众心声、富有感染力而又易唱的群众歌曲，逐渐形成音乐运动系统，其中有词曲作者、理论工作者、表演者（声乐、演奏和指挥者）、歌咏团体，还有负责教唱的教育者、歌集编者。他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向前开展。在上海的众多歌咏团体唱出激昂奋进的时代歌声，引导更多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接受抗日救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第三届歌咏大会：民众的音乐大会

1936年1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市民联合会等团体及各界代表800余人，举行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此后，救国会发动的大规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上海歌咏团体都积极参加并成为他们的基本群众。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后天津、厦门、广州等地相继成立救国会分会，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数千人参加，其中歌咏队9支，有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开始由各队竞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其后刘良模站在一只高凳上指挥700多名歌手演唱十几支雄壮的歌曲。唱到《打回老家去》时警察也被感染。最后全场同声高唱《救中国》。会后，人们唱着抗战歌曲返回。警方阻挠没有效果。《立报》“本报特写”栏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起来！起来！……”》进行报道：

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激奋的歌声！因为空地上没有凳子，那一千多男女群众都铺了报纸坐在泥地上。

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刘良模指挥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在这次一千多群众音乐大会里，它不单显示近代歌曲在作风上绝大的变更，便是歌曲的内容，和抒写的主题，也是强固地把握了这动摇飞跃的时代。在音乐大会的程序单上，本来只有十四个节目，一共包含有十八支歌曲。但实际唱出的歌，却不止这个数目，现在把程序单上所印的歌曲，抄在这里：《大路歌》《开路先锋》《救中国》《勇士凯歌》《救亡进行曲》《新的英雄》《赴战》《新女性》《和平歌》《大地进行曲》《救国进行曲》《打砖歌》《苏武牧羊》（改作）《锄头歌》《谁说我们年纪小》《打长江》《自由神》《毕业歌》，指导歌曲的有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国进行曲》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那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会场里有外报男女记者，在场摄影记录。当中午散会的时候，群众的歌声，由公共体育场一直唱到街上。

这篇报道记述了当时民众歌咏会的热烈情景和所唱曲目，并作了精准的判断，“这一个仅见的民众音乐大会。它的确是代表这一时代的产儿。”这次大规模歌咏会的指挥者刘良模曾详细地回忆了这次盛会，谈到：正当大家慷慨激昂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时候，忽然，我们周围来了许多拿枪的武装警察。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们想：这些警察都是中国人，我们爱国，他们也是爱国的。应该向他们讲明道理。于是我们通过话筒，对他们说：

“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的歌。不信，请大家听。”于是我们这几千人就都引吭高歌。唱了《大路歌》《毕业歌》《救国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支又一支的抗日救亡的歌曲。这几千人抗日救亡的歌声就像旺盛的炉火，使每个人的爱国心都燃烧起来，包括这些武装警察在内。起先，他们站在那里，肃静地听着。

民众歌咏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这整齐有力的爱国歌声实在打动了他们的心，当我们高唱《打回老家去》的时候，有些东北籍的警察也忍不住掉下泪来。而当我们高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警察弟兄们已经同我们几千群众唱成一片了。就这样，我们用抗日救亡的歌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阻挠我们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的阴谋。

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歌咏会，起到强烈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作用，使民众深感集体的伟大力量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用歌声送别“战士”鲁迅

1936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成千上万工人和学生高举抗日救国的横幅，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曲，向老西门城隍庙进发。队伍刚到老西门，大批军警闻讯赶来，游行队伍被冲散。

10月19日，鲁迅病逝。10月22日送葬。治丧委员会通过三首挽歌，即《鲁迅先生挽歌》（张庚作词，吕骥作曲）、《鲁迅先生挽歌》（任钧作词，冼星海作曲）和《哀悼鲁迅先生》（周钢鸣据任光《打回老家去》曲调填词），决定由麦新、孟波组织由二十多个救亡歌咏团体和新安旅行团参加挽歌队。挽歌队于当天早晨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排练，并将几千份歌单发给送葬群众，在马路边和附近的弄堂里设立教歌站，由麦新、孟波及一些歌咏团的骨干教唱。送葬时，由近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护送鲁迅灵柩，在巡捕的监视下高唱挽歌和救亡歌曲，从万国殡仪馆出发，向万国公墓迈进。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同志手举“鲁迅先生殡仪”字样白布横幅，其后依次是乐队、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和送葬群众。这队伍足足拖长有两里多，“沿途秩序很严肃，有一种无比的壮烈的力量，感召着路上的行人和居民”！一路上，大家循着军乐队的乐声，唱着悲壮的挽歌。歌词是：

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呵，导师！呵，同志！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呵，同志！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愿你安息，愿你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挽歌游行，送别鲁迅

这歌声响彻了云霄，使大家的精神只有兴奋，没有疲乏。将近一万送葬群众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也唱着《打回老家去》。口号一阵阵紧迫地喊出，咆哮的队伍，钢铁一般的队伍，好像在一条静穆的虹桥路上进军。下午4时，鲁迅灵柩入墓。在吕骥领唱下，挽歌队唱起《安息歌》。这次葬礼引起很大影响，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宋庆龄主持葬礼时说道：“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仿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

冲破禁锢的群众歌咏掀起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后，群众歌咏活动冲破当局的禁锢掀起新高潮。1936年11月，驻绥中国军队反抗日本侵略，爆发绥远抗战。上海各界发起各种援绥救亡运动。12月20日，燕燕、晨曦、月星、飞声、晨风、蚂蚁、中国、上海、华德、大上海、怒吼、儿童、中华、英雄等歌咏团体，假中西广播电台举行联合播音大会，募集捐款，以购买救护车支援绥远前线将士。

《立报》上关于援绥音乐会的报道

12月27日下午，在吕骥等发起和组织下，业余歌咏团联合洪钟合唱团等歌咏团体举行援绥音乐大会，还邀请国立音专、上海美专的同学和上海口琴会参加演出。这次音乐会显示音乐界的团结力量。音乐会在上海市总商会礼堂举行，演出内容丰富多彩，观看群众“从头到尾水泄不通”，不少人一直站着听。除了歌咏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自由神》《毕业歌》等歌曲外，还有郎毓秀、盛家伦、蔡绍序的独唱和女声三重唱，演唱黄自的《天伦歌》《山在虚无缥缈间》。何士德指挥的上海圣乐团以“洪钟合唱团”名义，合唱黄自的《旗正飘飘》与冼星海的《拉犁歌》。其他演出者有任光领导的森森乐队的合奏，音专夏国琼的钢琴独奏，上海美专张拾之的小提琴独奏，石人望、常学墉（任虹）率领的光明、联合两个口琴队的合奏，沪江社演奏的民乐，丁致中（丁当）的二胡独奏。由沙梅作曲并指挥的育英小学女童声小组唱《雪》，山海工学团小学生男声小组唱贺绿汀作曲的《谁说我们年纪小》。

杨应彬曾这样回忆山海工学团孩子们的表现：一行八人出场时，因为穿的是贫苦农民孩子特有的旧唐装，穿着布鞋而没有袜子，听众先是愕然，接着一阵掌声。出来指挥的是十多岁的小女孩张天虹，又是一阵掌声。张天虹还很矮小，从后台拿了个肥皂箱站在上面指挥，此情此景更激起观众一阵热烈掌声。那时还不时兴小孩自己当指挥，但这些“小先生”们平日就已习惯“自己的事自己干”，谁说年纪小？就要当指挥！这一行动，同歌词内容“万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陈腐的社会，要我们来改造”联系起来时，其意义自然远远超出音乐大会本身了。据张恒回忆：当“山海工学团”十几个身穿粗布衣裳的农民孩子走上舞台时，非常引人注目。他们的指挥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一开始她不太娴熟，但颇认真，也不慌乱。他们演出了《救国军歌》《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三个节目，声音很响亮、整齐。当最后唱到“万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陈腐的社会要我们来改造”时，激昂的情绪同响彻全场的掌声交织在一起，热烈的气氛十分感人。

听众的情绪，起先是平静的，沉醉在和谐的乐队里。此刻，他们被歌声激动了，情感高涨，随着雄壮的歌声挺起胸膛，神采飞扬，自然地发出了共鸣。当晨钟合唱队唱起《祖国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唤出激昂的光明的要求，声浪已刺激得全场起了反应，热烈地震撼了整个会场。震撼了每个听众的心！

最后，在全体合唱的“一日贡献一歌”的余音里，音乐会闭了幕。但是，歌声却已响遍了四方。

从上海发起的群众歌咏运动影响至全国各地，宁波、广州、香港等地也举行大型歌咏活动。从流传下来的记载来看，虽然大多歌咏活动由当地青年会组织，但在抗日救亡大背景中，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下，其组织参与者大多是进步青年，且其所唱歌曲中不少由左翼音乐家所创作，反映出左翼音乐家所开创新音乐运动影响之广泛，从而也说明群众歌咏运动在社会动员能力方面的强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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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音乐小组”与左翼音乐运动》

编辑 / 沈洁

制作 / 杜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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